#第一节 “戊戌政变”的由来

戊戌变法终结后,梁启超在日本驻华使馆的庇护下,搭乘日本军舰“大岛”号,于1898年10月18日逃到日本东京。不久,康有为也在英国驻华使馆的庇护下,经香港赶到日本。劫后余生,师徒们异国重逢,禁不住悲从心来,抱头痛哭。梁启超为何不能像谭嗣同那样慷慨赴死、以血醒民呢?他在长诗《去国行》中做了一番自我辩解:

呜呼,济艰乏才兮,儒寇容容;佞头不斩兮,侠剑无功。君恩友仇两未报,死于贼手毋乃非英雄,割慈忍泪出国门,掉头不顾吾其东。……吁嗟乎!男儿三十无奇功,誓把区区七尺还天公。……潇潇风雨满天地,飘然一声如转蓬。披发长啸览太空,前路蓬山一万重,掉头不顾吾其东。⑴

同年12月10日,日本《东亚时报》开始刊登梁启超的《戊戌政变记》有关章节。《东亚时报》虽是日文半月刊,但所连载的四期《戊戌政变记》却是中文。13天后,在横滨,梁启超在旅日华商冯镜如等人的资助下,正式创办《清议报》。该报是旬刊,每期40页,主笔梁启超。在发刊词中,梁启超开宗明义地指出《清议报》的性质是“为国民之耳目,作维新之喉舌”。在“支那近事”专栏中,梁启超又以任公为笔名,开始连载《戊戌政变记》并特意申明:“政变记凡八篇,卷帙太繁,今先将第四篇登载于报中。”1899年5月,《新民丛报》社发行单行本《戊戌政变记》(九卷本),该书长达11万字,属于纪事本末体,分为五篇。第一篇,《改革实情》,记叙了康有为在变法时期的新政上书,集中说明康有为与戊戌变法兴起的直接关系;第二篇《废立始末记》,记录了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、幽禁光绪帝的台前幕后;第三篇《政变前纪》,分析了政变原因;第四篇《政变正纪》,记载慈禧太后推翻新政、株连维新人士的情状;第五篇《殉难六烈士传》,为康广仁、杨深秀、杨锐、林旭、刘光第、谭嗣同分别作传,使其留名青史。

《戊戌政变记》是第一部系统记述、研究戊戌变法的著作。“梁启超将变法的过程描述为康有为由布衣而卿相的个人发迹史,将清政府陆续推行的新政缩减至康有为主导的‘百日维新’,将康有为思想诠释为戊戌年新政运动的惟一指导思想,将政变的原因约化为主维新的光绪和主守旧的慈禧之间的帝后党争。这些观点在现行的叙述中演变为:康有为是维新运动的主要领袖,康、梁、谭等人构成的维新派是当时唯一的进步力量,康有为的思想是变法的主导思想,他多年奔走推动了变法运动的发展,并最终得到光绪皇帝的支持,于1898年推行了短暂的新政。但是由于光绪皇帝没有实权,又与慈禧太后长期失和,维新派与顽固派的力量相差悬殊,变法被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满汉顽固派所扼杀。”

由于梁启超是戊戌变法运动的重要参与者,《戊戌政变记》又是戊戌变法研究的开山之作,所以,《戊戌政变记》一直被众多戊戌变法研究家奉为经典,深信不疑,并以此为基础展开研究,不断“层累地”建立起一个以康有为为领袖、以康党为主角的戊戌变法话语叙述体系。“戊戌政变”一词也因此深入人心,成为戊戌变法研究的常识性概念。

事实果真如此吗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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