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52章 《毛主席语录》的编辑、出版、修订与传播(3)

我驻某国使馆造反派,在大街上散发印有“造反有理”语录的传单,东道国提出抗议;我驻某国使馆造反派要在使馆屋顶上用霓虹灯制成语录牌,宣称要让这里的人民看到金光四射的思想;去某国援建的工程人员中的造反派,要在工地上竖起一块“社会主义终究要代替资本主义”的巨幅语录标语牌,当局不同意,他们集合抗议,与警方发生冲突,造成流血事件;我驻非洲某国使馆的造反派,在公共汽车里朗读语录,在街头向来往行人硬塞“红宝书”和像章,对拒绝接受的群众挥拳辱骂,引起群众愤怒。

1967年,我国500多名留学生回国,途经苏联,其中留法学生到红场高声朗读关于反修防修的语录、与苏联警方发生冲突,挨了打,造成流血事件。其他留学生义愤填膺,成立了留学生总指挥部,准备组织汇集在莫斯科的百十名留学生,再次去红场“血战到底”。如不是接到了陈毅签发的特急电报,真要在“苏修叛徒集团老窝”中心开花了。留在巴黎的留法学生听说第一批回国的留学生在红场挨了打,立刻带上了刷子,提上了油漆桶,排着队准备到苏联驻法大使馆去刷写标语,走到半路就被法国警察截住拘留。我驻法大使亲自连夜给法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打电话,同时又派人到法外交部交涉。次日,法方才用囚车把被扣留学生押送飞机场,让他们立刻登机回国。

1966年,一个青年文艺小组赴法国访问演出,他们在每个节目表演前,都要先念一通语录。观众对此很反感,头两三个节目,还能忍受。以后每念一次语录,台下就发出一片嘘声,越念嘘声越厉害。大使馆的同志们看到这种情况,建议他们不必每一节目前都念语录,但文艺小组领导坚决不肯,说节目前念语录是宣传思想的创举。台下喝倒彩,说明观众大多是资产阶级,敌人反对正说明我们是正确的。

五、因“红宝书”获罪的人们

接替彭德怀担任国防部长并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后,提名罗瑞卿担任了总参谋长。和当时许多中央领导同志一样,罗瑞卿对思想和本人的宣传,对《语录》的编辑出版发行,做了很多推动工作。但罗瑞卿被打倒,也恰恰是毁在《语录》的问题上。

罗瑞卿主张宣传思想,但对提出的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的顶峰”总觉得有些不妥。1965年的一天晚上,他打电话向的秘书田家英请教:“家英同志,你看那个提法在理论上站不站得住?”田家英当即斩钉截铁地说:“那个提法是错误的!”罗瑞卿问:‘错在哪里?’田家英说:“错就错在‘顶峰’这两个字上。因为马列主义、思想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产物,是科学,是真理,而科学的真理是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前进而不断发现,不断发展,不断丰富的。所谓“发展的顶峰”,其含义很明显,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了思想就到了头了,不再发展了。怎么能这样说呢?所以,‘顶峰’的提法,是违反科学的,违反辩证唯物主义的,是站不住脚的!”

罗瑞卿非常赞许田家英的观点。在对再版的《语录》送审会议上,罗瑞卿对《语录》的内容没有提出什么意见,但不同意“前言”中引用的“思想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主义”那句话。他说:“不能这样讲,最高,难道还有次高吗?最活,难道还有次活吗?最高最活,不好理解,外国人也不好翻译呀!”根据罗瑞卿的提议,正式出版时删去了这句话。后来,罗瑞卿的指示传到了那里,成了用来置罗瑞卿于死地的借口。

1965年,指使叶群跑到上海向告罗瑞卿的黑状,导致12月8日到15日,中央突然在上海召开背对背批判罗瑞卿的会议。但在那次会议上,没能置罗瑞卿于死地,因为对说:反对你,还没有反对我呢。就是反对我到长江里游泳,还是一片好意。

上海会议以后,很快把罗瑞卿的所谓反对、反对思想的材料送到了那儿。3月在北京召开了由及军委常委参加的会议,就在这个会上,给罗瑞卿的问题定为反党反的性质。在罗瑞卿反对、反对思想的“罪状”中,他反对《语录》前言中“最高最活”的话算是最重大的一条,尽管后来毛本人也明确指示今后不要用“最高最活”、“顶峰”、“最高指示”一类语言,但在的陷害下,罗瑞卿没能因此减罪。

《解放军报》社的《语录》编辑人员,千辛万苦编辑了《语录》,为宣传思想,为宣传个人,作出了那样大的贡献,应该是劳苦功高吧。但其中一个编辑,在深夜校审“指示”时,不经意地在需要删去的像上画了个“×”,竟然连同一起校审的另外一名编辑,都被诬为“反对伟大领袖”、“现行反革命”,大会小会批斗,关进牛棚,抓了放,放了抓,三进三出,成为“牛棚”元老。

另外一些因《语录》获罪的,情形更为荒唐和悲凉。

1968年初秋,北京某大学哲学系主任、有名的康德研究专家,由于席地而坐时,垫在屁股底下的笔记本中夹着一本《语录》,而被打成反革命。

总政治部直属单位有位同志,在参加会议时,不经意间把手中的《语录》插进了跷起的二郎腿的裤腿中,被“政治嗅觉特别灵敏”的人看见,当场大喝道:“我们这个会场出现了现行反革命!你们看!他把红宝书放到哪里去了!”当事人马上立起请罪,人们不依不饶,除现场批斗外,还继续进行政治审查。他惊恐万分,会后不久,跳楼而死。

还有个部队战士在抄写语录时,将“”误写成了“毛主度”而受到批判。

1970年2月,宁夏省会银川市“破获了一起重大现行反革命集团”,其中一个叫吴述樟的银川二中1968年毕业学生,在《语录》“再版前言”的“的指示,一句顶一万句”的旁空处,写过“放屁”二字,被判处死刑。

六、“红宝书”时代的终结

“**”10年,全国用于印制著作的纸张仅1966年至1970年的5年内就用了65万吨,比1950年-1965年“**”前16年书籍用纸的总量(59.34万吨)还多5.66万吨。这仅是由国家出版社正式出版的著作的用纸量,“**”期间群众组织等私自编印的著作用纸则多得无法统计。

当时,社会上对“红宝书”多以公费购买、免费分发干部或作为奖品礼品、会议文件等形式分发,印数再多也满足不了需要,造成纸张、塑料等物资及印刷力的极大浪费。

1971年“九一三事件”之前,开始厌恶的过度吹捧,个人崇拜和“红宝书”浪潮开始降温。

九大以后,对过分的、将为后人诟病的个人崇拜降温。他在审阅文件时,多次删去加在“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”前面的“天才地、全面地、创造性地”三个副词。但是,、叶群等却把为个人崇拜降温的举措称为“伟大的谦虚”,同时把别人跟着为个人崇拜降温称为反思想。

在庐山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上,在为个人崇拜降温的背景下,联合陈伯达,坚持称天才,坚持设国家主席,引起的极度反感。于是,写了一篇批“天才论”的文章《我的一点意见》,随即开展批陈整风,敲山震虎,知趣地停止了对的大唱赞歌。

曾经提出“大树特树伟大统帅的绝对权威”。1970年,在南巡时便说:“什么‘大树特树’,名曰树我,不知树谁人,说穿了是树他自己。”这个“他”就是指。

“九一三事件”之后,继续保持了领袖权威的地位,但通过批陈伯达、批,那种狂热的个人崇拜政治氛围开始降下来,“早请示,晚汇报”、“忠字舞”、“语录歌”等也逐渐降温,的著作还是要学,但已经不像时期那样轰轰烈烈,作为“红宝书”的《语录》,其前述种种功用也大大降低。这种情况,慢慢持续到1976年粉碎“四人帮”。

1979年2月12日,中央宣传部发出《关于停止发行〈语录〉的通知》。该通知称:“为捞取政治资本而搞的《语录》本,断章取义,割裂思想,自发行以来,危害很大,流毒甚广。为了肃清、四人帮的流毒,自即日起,新华书店、国际书店现存的中文版、民族文版和外文版《语录》本一律停止发行。”

从此,《语录》在书店的门市部中消失,“红宝书”时代结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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